在卡塔尔财团入主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巴黎圣日耳曼的标志中，“巴黎”和“圣日耳曼”的职位大致相当。标志不仅接纳了相同的字体，还巧妙地融入了象征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以及象征圣日耳曼的摇篮与鸢尾花元素。这其中，摇篮与鸢尾花是为了纪念出生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圣日耳曼昂莱城堡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将法国君主专制推向巅峰的路易十四的降生地，更是见证了英国专制王权落幕的重要场所。英王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的“庆幸革命”中被推翻后，逃至法国，正是在路易十四的呵护下，栖身于圣日耳曼昂莱城堡，最终客死他乡。
此外，圣日耳曼昂莱城堡还铭刻着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一战期间，协约国阵营中的俄、法、英等国招募了数十万华工，这些华工远渡重洋，奔赴欧洲工具线战场，从事着极其艰辛的后勤与劳务事情。中国也因此以战胜国的身份，加入了处置惩罚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和奥斯曼等战败国的巴黎和会。
在其时庞大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没有签署影响自身利益的《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也未签署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但中国签署了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和对保加利亚的《塞纳河畔讷伊条约》。
其中，《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简称《圣日耳曼条约》，于1919年9月10日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正式签订。该条约的第四部门第四节第113条明确划定废止奥地利在《辛丑条约》中获得的一切特权。这一条款犹如一道曙光，攻击了帝国主义套在中国身上的极重锁链，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争得了名贵的空间，成为近代中外洋交史上一次意义深远、值得永远铭记的正面突破。
而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的中外洋交官是北洋政府代表陆徵祥和南方代表王正廷。前者是天主教徒，后者是新教徒，这一巧合也似乎暗合了圣日耳曼的“圣”字。王正廷在投身外交事情之余，还积极投身于体育事业，加入了重视体育运动的基督教青年会。他曾组织刘长春加入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至今仍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奥运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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